如何衡量一种生活是不是值得过的

地下室老哥（斯大林）：小学学历，小时候被父母阻断社交。初中辍学之后，做搬运工15小时，工作之余还能锻炼自己谈吐，阅读文本。住地下室十几年（25年22岁），精神极为坚韧，脑子聪明思维清晰（他读的书我没读过），谈吐很优雅，三两句话你就能听出来他烦小市民那套但他也不就那套东西扯个半天。这人很“硬”。1.人格健全 2.容易交流 3.思维敏捷；吃苦要看能不能恢复，要变强大，要做努力。 走完该走的路子，解决好自己的问题。苦心孤诣不是机心巧治功利算计，忍受没那么好受的，你不去衡量、你不去算计，你就进步了。

善终一定就美满吗？权势滔天、奢靡享乐很开心吗？苦尽甘来的甘究竟是什么甘呢？精神地位凌驾于他人之上很痛苦的。国家的烟草税用于地缘斗争，为了更大的善。

今天我想讲一个看似浅显、其实关涉每个人的主题：怎样衡量一种生活是否值得过。我把劳动与生活的状态大体分成“上、中、下”三种：并非尊卑之分，而是幸运、一般与不幸的差别。判断的两个核心维度是：第一，劳动是否具有创造性，能否让你对自己正在“创造点什么”保持期待；第二，劳动是否具有社会性，能否维系并改善共同体中的关系，让他人与你彼此可依赖、可指望。

所谓“中等状态”，是指你的劳动一方面具有创造性，至少你感到自己在推进某个有意义的目标；另一方面具有社会性：它被共同体需要，你也通过它维持并再生产自己的社会关系与社会性生存。这不是“高人一等”，而是大多数人的可贵常态：平稳、有用、能累积。

“不幸状态”则相反：劳动缺乏创造性，过程无聊甚至痛苦，对身心都有损耗；但为了维持社会性（养家糊口、承担角色），你不得不继续。这样的工作在现实中很多，它的唯一价值往往只是“维持社会性再生产”。我依然强调：只要是诚实的劳动者，都值得尊敬；尊敬劳动者本人，并不等于认同他如今的劳动状态更不需要改善。恰恰相反——尊敬越真切，越应帮助他把劳动的创造性与社会性往上拉。

“幸运状态”不仅具有创造性，还带有“理想性”：它不只是被共同体需要，还能改善共同体关系，减少敌意与异化，增强互信与合作，把“下面两层”往上带。例如，某些工程技术、公共政策、教育与文化工作，能切实优化分工关系与社会网络，令更多人过得更体面、更自由。需要警惕的是：并非所有看似“高级”的劳动或享乐都天然具有理想性。一个“性感的形象”、一次狭隘圈层里的“精致趣味”，至多带来局部的愉悦，甚至会折射出他人的苦难，放大不平。某些企业家的“创造性劳动”也未必等于理想性：若内部加了五险一金，却把外部性成本转嫁给漫长供应链上的无数人，让更多人陷入更深的不幸，那么这种“幸运”就成了别人不幸的结果。

必须正面回答一个常见偏见：是否应该尊重“有劳动能力却不劳动”的人？我的立场很明确：不值得尊重。劳动是人与人协作的社会性再生产过程；有能力、有条件却拒绝劳动，就意味着他靠剥夺他人的劳动来维持自身。更糟的是，当这种不劳动被包装成“高级享乐”，它会把最低端的痛苦洗白：强迫你把渴望“解渴”的本能引向糖水——像只让你喝可乐和橙味汽水，你越喝越渴，却以为得到了满足；你兴奋过后更虚弱，享乐没有带来安宁与复原，只留下新的依赖与枯竭。

我也要区分“被迫享乐”“低级享乐”和“自我驾驭的享乐”。被迫享乐利用成瘾机制让人离不开；低级享乐是重复、黏滞的，它并不让你更能劳动、更能爱人，只是把你钉在原地。有人自夸“轻松工作”：比如拿着手机在工地“看守”，一天混过，觉得“美滋滋”。从雇主的期望值看，这是一笔划算的保险；从你的人生看，却是整年的创造性与社会性被抽空。钱到手了，经验、能力、肌力、同伴关系、被他人依赖的价值却在缩水，你把自己活成了“工具的影子”。苟且可以理解，但不要把“苟且的循环”当成身份与方向。

我并非反对临时的“可悲状态”。如果一个人暂时忍受重复与无聊，是为了攒钱、恢复社会性、再出发，这依旧可敬；可悲不可耻。真正“可耻”的，是把空洞的“高级享乐”当成身份建构的资本：小圈子互相抬举的“雅玩”“学识”，以无视广泛的社会成本为代价，反倒削弱了共同体的社会性，制造虚假的共同体表象，让“看不见的多数”被遮蔽。若“可悲”（低级享乐与苦难劳动的拉扯）与“可耻”（虚假的高级享乐及其分裂效应）合流，便是我所谓的“邪恶”：它既消耗自己，也伤害他人，还把代价外溢到更弱的人身上。

再说两个现实感强的例子。其一：售货、前台接待、保洁、安保等重复性劳动，对人的全面发展帮助有限，时间成本巨大。在理想图景里，要么由共同体合理分工轮值，要么就以更高的报酬购买这段“生命时间”，让从业者缩短班时、保留体力与心力，再去发展更具创造性和社会性的活动。否则，社会是在“以更便宜的价格慢慢杀死他人的时间”。其二：青年不要把“摆烂”当成姿态；如果你处在不幸状态，请把它当作阶段性安排，攒下资源、恢复社会性，尽快回到“中”等“上”的通道里。评价一份工作，不只是问“钱多不多”，更要问：它是否在增强我的创造性？是否提升或修复了共同体的关系？

我之所以以“劳动—社会关系—理想性”为坐标，是因为我相信辩证唯物主义的出发点：人的本质是其社会关系的总和，而这些关系通过劳动得以再生产。评价一个人的状态，不看他“宣称成为什么”，而看他“在做什么”：是否让共同体更团结、更平等、更自由；是否减少了他人与自己的苦难、折磨与异化。幸运者有天然的责任：请把影响力用在改善周遭上，把“上层”的光照到更多人的“中层”和“下层”。处在“中层”的，要守住创造性与社会性，不让自己被低级享乐稀释意志与能力。处在“下层”的，先保住社会性，再寻找任何可以累积创造性的缝隙，哪怕很小，也要一点点把自己往上提，或把你信赖的人往上托。

我也并不妖魔化“娱乐”。关键不在于“能不能享乐”，而在于“享乐是否被理性地设限并服务于复原”。打一场球、休息一周，肌肉完成修复与超量恢复，这种享乐让人安宁、让下一周更有劲；反之，连续的即时刺激只会加深疲劳。哲学上，我更偏好“自我节制的享乐”：通过反思给享乐设定界限，把它当作回归劳动与社会性的调节器，而不是替代品。正如拉康所区分的两种“死亡驱力”：一种是困于欲望的循环；另一种是主动抽离、与那循环保持距离。能抽离、能止损，才谈得上自由。

最后，我给出一个“可操作”的衡量框架：把目光放在劳动本身；把评价落在社会关系的走向上；把远处的参照定位为理想性——它不是空想，而是不断把理想铺设到现实的过程。若一个人的劳动在持续改善共同体关系，他就是幸运者；若他的劳动仅能勉力维持社会性，他是值得尊敬、但需要帮助的一般者；若他有能力却拒绝劳动、还把成本外溢给别人，则是不值得尊重的可耻者；若更把自己的“可悲”与“可耻”结合起来去伤人，那就是邪恶。我们要做的，是让“下层”更少、“中层”更多，“上层”的人更自觉；让同一个人在其一生中，尽量把多数时间放在“中”与“上”，把“下”当作短期与过渡，而非身份与归宿。

说到底，这不是玄妙哲学，而是每个人都能用的生活标尺：你今天的劳动有没有创造性？有没有社会性？有没有在一点点改善你身边人的处境？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你就在往“值得过”的方向前进；如果是否定的，也请从恢复社会性开始，给自己一条回到创造性的路。只要这样去做，我们就配得上对“人类”二字的信任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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